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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那几个国家加入的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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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用??为什么叫常任理事国??
安理会是什么??
谢谢 ...

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有哪几个国家:

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俄罗斯联邦(俄罗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英国)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法国)、美利坚合众国(美国)。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及原则,安理会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是唯一有权采取强制行动的联合国机构,其中五大国有安理会否决权。

扩展资料

法规

第二十三条

一、安全理事会以联合国十五会员国组织之。中华民国(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席位)、法兰西(1958年改称法兰西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991年由俄罗斯联邦继承)、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及美利坚合众国应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大会应选举联合国其他十会员国为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时首宜充分斟酌联合国各会员国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及本组织其余各宗旨上之贡献,并宜充分斟酌地域上之公匀分配。  

二、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定为二年。安全理事会理事国自十一国增至十五国后第一次选举非常任理事国时,所增四国中两国之任期应为一年。任满之理事国不得即行连选。 

三、安全理事会每一理事国应有代表一人。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苏联在联合国为何拥有三票?:   ::本报特约记者 孙力舟5月9日,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庆祝卫国战争胜利64周年。其实,每年这个日子,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也会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正是这两个国家在二战期间的巨大贡献与牺牲,成就了苏联当年在联合国里拥有三个席位的殊荣。

  1.苏联凭啥多得两席?

  从1945年联合国成立到1991年苏联解体,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都是联合国的成员国。这两个国家又都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因此苏联在联合国就有了三个席位,俗称“一国三票”。

  这种局面的形成,还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联合国筹建的时候谈起。

  1944年,反法西斯同盟各国在各个战场上都转入反攻,盟国胜利在望。

  1944年8月21日到9月28日,美、英、苏三国代表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讨论联合国的筹建。

  针对创始会员国的资格问题,美国主张,除所有曾在1942年1月通过的《联合国家宣言》上签字的国家外,再加上8个没有和轴心国交战的国家(其中有6个是拉美国家,拉美是美国的战略“后院”)。

  苏联认为,美国是想拉一帮小兄弟进联合国,以便将来投票时“人多力量大”。因此,苏联强调创始会员国应是对轴心国宣战的国家。当美国坚持己见时,苏联提出它的16个加盟共和国都应列为创始会员国(1940~1956年,苏联还有一个卡累利阿—芬兰加盟共和国,所以总数是16个)。苏联这个提议让英美代表大为惊恐。据罗伯特·达莱克所著的《罗斯福与美国的外交政策(1932~1945)》记录,罗斯福听到这个消息时说:“我的上帝,告诉葛罗米柯(时任苏联驻美大使和首席谈判代表),我们决不能接受这个建议。”罗斯福认为这个建议具有“爆炸性”,应严守秘密,他立即打电报给斯大林,经双方紧急磋商,这一问题暂时搁置。

  1945年2月,法西斯的崩溃已成定局。1945年2月4日到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今属乌克兰)举行会晤,史称雅尔塔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苏联再次提出了加盟共和国的代表权问题。苏联代表提出,苏联16个加盟共和国中有3个(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或至少两个(乌克兰、白俄罗斯),应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因为它们在这次战争中贡献巨大。

  美国总统罗斯福对此表示为难,他说:“如果我们给某个国家一票以上的代表权,那我们就违反了每个成员国只应该有一票表决权的规定。”但丘吉尔也想让大英帝国的自治领获得代表权,所以就支持苏联的要求。从法律上讲,当时大英帝国的有些自治领,如印度,还不是独立的国家。

  2.美国至今保留拥有三票的权利

  丘吉尔的表态让罗斯福陷入孤立,加上罗斯福希望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所以只好同意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成为创始会员国。但罗斯福也为美国争取到了增加两个席位的对等权利,却因无法在当时的48个州(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当时还未升级为州)中选出两个州而搁置此事。如今,美国国务院网站在介绍联合国的创建过程时,依然声称“美国至今仍保留在适当时候增加两个联合国代表席位的权利”。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开幕,会议邀请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到会。由于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特殊贡献,与会的中小国家对此也无异议。6月25日,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代表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

  可见,苏联在联合国多得两个席位,是美英苏三大国相互妥协的结果。

  3.苏联理直气壮有原因

  当然,苏联提出这个主张,也是理直气壮的。

  第一,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并不违反《联合国宪章》与《苏联宪法》。

  通观《联合国宪章》全文,并未要求成员国必须是独立国家。其实,除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中,印度和菲律宾当时在法律上和事实上也都不是独立国家(印度1947年独立,菲律宾1946年独立)。因此,印度的宗主国英国和菲律宾的宗主国美国,也不是一国一票。

  1936年通过的《苏联宪法》规定,各加盟共和国独立行使国家权力,其主权受苏联的保护。《苏联宪法》还规定加盟共和国有自己的国旗、国徽、宪法,并保留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力。

  1944年2月2日,苏联对1936年《苏联宪法》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苏联宪法》第18条称:“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权与外国直接发展关系,签订协议并交换外交、领事代表。”此外,新的《苏联宪法》还给了加盟共和国建立自己武装部队的权力。

  这样,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从法律上讲,并无不妥。

  第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损失和贡献都很大。

  在卫国战争中,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战场。白俄罗斯代表2001年在联合国发言称,白俄罗斯在二战中损失了1/4的人口。乌克兰政府的官方网站称,苏联蒙受了二战参战国中40%的物质损失,而乌克兰的物质损失则占到全苏联的40%;乌克兰损失了700万~800万的人口。

  同时,这两个加盟共和国也确实牺牲巨大。例如,1941年6月,白俄罗斯西部边境的布列斯特要塞,在被围的情况下坚守了1个月以上,牵制了大量德军;1941年9月,基辅战役中,苏军以重大伤亡为莫斯科保卫战赢得了一个月的时间。

  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巨大牺牲和贡献,与某些并未和法西斯真正作战,而只是在1945年才宣战的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如一些拉美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苏联在谈判中能够理直气壮地为它们争取会员国地位。联合国官方网站也称授予作为苏联一部分的白俄罗斯以会员国地位,表现了国际社会对该国为战胜纳粹德国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的认可。

  4.苏联为何不怕自己国家分裂?

  世界上绝大多数主权国家,都反对本国的一部分成为另一个联合国成员国,而苏联却大反其道,极力要求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加入联合国。苏联难道不担心这会导致国家分裂吗?

  记者认为,一方面是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这么做。苏联在即将成立的联合国安理会和大会中都处于绝对少数,苏联迫切需要增加票数。

  在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英法是西方国家,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政权也亲美,苏联势单力薄。

  1945年,联合国有51个会员国。但联合国中除了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只有被苏军解放的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由本国共产党游击队解放的南斯拉夫倾向苏联。当时的苏联这边只有6票,处于绝对少数。因此,苏联最初提议要将16个加盟共和国都变成联合国的成员国,也就不奇怪了。

  另一方面,苏联可能也是觉得自己罩得住。苏联确保国家统一的三大纽带是苏联共产党的垂直领导、全苏统一的计划经济和统一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而非宪法。只要这三大纽带完好无损,即使给加盟共和国以一定的外交权,苏联联盟中央也不担心加盟共和国会发出不同的声音,也不担心它们在国际组织的代表权会危害国家统一。

  事实上,在苏联解体之前,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代表在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和其他机构中的投票中,从未出现过与苏联不一致的情况。现在,乌克兰政府网站也承认,冷战期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联合国的席位,其实只是让苏联多了两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国际事务中并没有自己的声音,也没有在外国建立过自己的使领馆。

  5.乌、白冷战时并非无所作为

  根据乌克兰驻联合国代表团网站的资料,乌克兰代表团曾在起草《联合国宪章》的过程中发挥过巨大作用。在旧金山制宪会议上,担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团长的乌克兰国际事务人民委员曼努伊尔斯基被推选为第一委员会主席,负责撰写宪章的前言和第一章(即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在1948~1949年和1984~1985年,乌克兰两次被选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据联合国官方网站的统计,直到2008年,尚有73个会员国尚未担任过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包括以色列。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3条的规定,选举非常任理事国,也要看这个国家的贡献。可见,乌克兰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贡献还是获得了联合国会员国的广泛承认。在苏联解体之前,联合国秘书长曾于1962年、1981年和1987年三次访问乌克兰。

  1954年,白俄罗斯还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据“联合国编年史”网站介绍,1958年,白俄罗斯在纽约建立了常驻联合国代表机构。

  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还曾多次作为联合提案国,推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在1971年第26届联大也对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提案投了赞成票。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也参加过其他外交活动,如两国都曾参加1946年举行的巴黎和平会议,确认了战争期间有关本国的领土变更。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联合国的活动,一直得到了苏联联盟中央的支持。在1977年的《苏联宪法》中,又增添了“加盟共和国有权参加国际组织”的内容。

  1990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相继通过主权宣言。1991年6月,《经济学家》曾发表文章《谢谢斯大林》,此文得名于斯大林1945年为乌克兰争得了联合国成员国地位,描述了乌克兰国内要求在联合国进行真正的自主投票的动向,但苏联迅速解体使得乌克兰与苏联在联合国投票中持不同立场的情况最终没有发生。

  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宣布独立,并将原国名“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乌克兰”。1991年8月25日,白俄罗斯宣布独立,并在1991年9月19日将国名“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白俄罗斯共和国”。1991年12月8日,乌克兰、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一道,宣布苏联终止存在。苏联一国三票的历史,至此也宣告结束。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谈判始末:

《瞭望东方周刊》山旭|北京报道
1982年12月,历时9年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终于在牙买加的蒙特哥湾落幕。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国际多边谈判,在12月10日会议收尾这天,通过了拥有17个部分、320条款项以及9个附件的庞大海洋法体系。这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
从南海到东海,因海洋权益问题而被中国人熟悉的术语:12海里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划界等等,均源自这部《公约》。正如国家海洋局原局长王曙光曾对本刊记者所言:它开始形成了新的国际海洋秩序。
然而同时,“自从《公约》公布之后,各国都在为自己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找边界,都找对自己有利的法条。”王曙光说,它在全球范围内都不断引发新的纠葛。
对中国而言,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是重返联合国后第一次参加的重要国际多边谈判。而从30年后提出的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来看,它也许是对中国命运影响最为深远的国际谈判之一。
世易时移。30年后的今天,有人认为,因为受到《公约》的严重束缚,中国应退出该条约体系。同时,也有国内学者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应该遵守《公约》的精神---在争端中依靠谈判解决。而作为主流声音,政界和学界多表态:《公约》符合中国的发展利益,仍具有生命力。
一个令人迷惑的现实是,持不同观点的专家,对于《公约》同一条款的阐述和理解都有差异。
30年前,中国究竟以何种立场和角色参与了《公约》的制定?种种权益的坚持与妥协原因何在?作为现今一切海洋活动的法典,《公约》到底是一部怎样的文件?中国又如何努力在国际法框架内解决争端、使其为我所用?
就上述问题,《瞭望东方周刊》专程采访了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中国代表团的两位副代表---国家海洋局战略研究所原副所长陈德恭,外交部条法司原司长、国际海洋法庭前法官许光建。
对于领海宽度有3海里到200海里12种说法
1973年12月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开幕前,陈德恭曾是南京海洋地质研究所的一名工程师。1972年,他调到国家地质局,专门准备应对这次会议。用他的话说,从此改行进入了海洋法领域。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全部共11期,陈德恭参与了第二期至第十期会议。
彼时,全球海洋权益斗争正达到一个巅峰,其重要背景是,二战结束后超级大国凭借其全球行动能力,在各大洋划定势力范围。
比如美国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立即宣布,毗连美国海岸的大陆架受其管辖及控制。它甚至还在临接美国沿海的公海设立渔业区,将对海洋的管辖和控制范围扩展至领海以外。
南美国家首先面对来自美国的冲击:美国渔船不断进入南美沿海,而由于它们的大陆架非常狭窄,无法获得广泛的大陆架管辖区。
这样,首先是智利和秘鲁,随后大多数拉美国家都提出,宣布200海里领海或对200海里范围具有主权和管辖权。
为调解冲突,1958年和1960年召开了两次国际海洋法会议,但都没有取得令发展中国家满意的结果。
而从60年代起,一种新的矿产资源锰结核在海底被广泛发现。它拥有30多种金属元素,其中大多数在陆地难以获得。这引发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大型跨国财团向海底进军,有关海底资源归属的问题又成为焦点。
于是在1970年,第二十五届联大决定召开新的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一是解决深海洋底,其次是广泛讨论各种有关问题,包括领海、大陆架、公海渔业和海洋环境保护、科学研究等各项制度。”陈德恭说。
到这次会议开幕时,各国对于领海这一最基本问题的主张千差万别,存在从3海里到200海里共12种主要说法。
陈德恭说,对于领海的定义,最深刻、直接地反映出各国对于海洋问题的不同态度:沿海国家的主权要求以及自由航行之间的冲突。
美苏等海洋大国有庞大的商船、渔业船队,先进的海军和海洋科研力量,因此积极扩大自由航行的范围。
发展中国家出于国防和保护自身权益的目的,普遍主张较大的领海宽度。面对海洋大国的拓展态势,从1950年到1973年,主张3海里领海的国家从40个下降到25个,主张12海里的国家从3个上升到56个。
许光建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由一位国务院领导牵头,成立了中央层面的谈判领导小组,外交部、国家地质局以及当时归属国家地质局的国家海洋局、海军等单位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参加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谈判在纽约、日内瓦等地举行。中国驻这些地方联合国机构使团的负责人以及一些来自国内的省部级官员担任代表团团长。除国家海洋局局长、副局长轮流参与会议,国家地质局的人员主要解决资源问题。外交部由条法司派人参加,随团翻译人员也来自外交部翻译室。
后来中国最著名的外交官,都或多或少参与了这次漫长的谈判,比如当时还是中国驻联合国使团随员的王光亚。
除了最后签署公约时的外交部副部长韩叙,有几位中国代表团长如今也已去世。比如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柴树藩,后来因在六机部、中船总公司任职时为中国船舶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被称为中国海洋事业的奠基人。
另一位著名外交家凌青在2010年去世,他的回忆录中专辟章节追述这次会议。
南海问题未成热点,中日就大陆架划界交锋
1973年,中国海洋事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与日本共同完成中日海底电缆的调查任务。
这是中国第一条国际海底电缆。
6月,由上海沪东造船厂建造的“曙光四号”、“曙光五号”调查船出厂。这类2000吨级的船只差不多是当时中国最好的调查船。
而其后一年,美国建成了排水量 3.5万吨的“格洛玛·勘探者”号,专门用于深海锰结核的试采和深海钻探工作。
其实,直到1977年第五期会议开始,谈判才真正转入国际海底开发问题。毕竟,在领海等基本问题尚未解决前,它还无法提上议事日程。
1973年12月开始的第一期会议,主要确定组织、程序以及议事规则。
许光建回忆,美苏要求对实质问题采取“协商一致”,实际上要享有“否决权”。经过激烈博弈,最后决定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作为标准。
但大会主席仍然发表了一个类似“君子协定”的声明:尽一切可能在实质问题上采取“协商一致”的方式,在这之前不应启动表决程序。
“议事规则这一整套办法,是妥协的产物,但为第三世界运用优势进行斗争提供了一定条件。”许光建说。
在近10年的谈判中,妥协成为一个关键词,并最终对《公约》的达成及实施影响巨大。
而在会议上的发言极其严肃和尖锐。1974年第二期会议上,柴树藩批驳了南越代表对于西沙、南沙群岛的发言,“完全是颠倒黑白的无耻谰言!”
不过,据陈德恭回忆,南海问题并未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成为热点。
“比如‘九段线’问题,现在很多人认为它与公约的内容冲突,但当时没有什么国家提出过这个问题,也没有反对意见,甚至还有东南亚国家表示支持。”陈德恭说。
另一个与中国有关的是东海问题。在有关大陆架划界的讨论中,中国与日本激烈交锋。
“开会时,一些国家会明确论及和自己有关的纠纷,但大多数时候大家针对相关款项展开辩论,并不明说是为了某一个争端。”陈德恭回忆。
整个会议主要分为美苏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但各自内部又有分化。比如苏联不像美国那样具有很长的海岸线,因此更加希望限制沿海国的权利。
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又分为沿海国、内陆国和群岛国家,以及海岸线短、面临窄海的地理不利国家等不同群体。
“会议形势错综复杂,《公约》草案为照顾各方立场,不可避免地是一个调和折中的产物。”许光建说。
各行其是的“无害通过”
“我们坚决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陈德恭说。
凌青在回忆录中说,支持200海里海洋权同反霸权相关联。那时中国与拉美国家建交,都对这一问题明确表态。“我自己也觉得支持是天经地义的事。”
中国自己也面临霸权挑战。1958年,中国就申明了12海里领海,但领海、领空一直受到外国侵扰,为此提出过数百次严重警告。
当时中国对抗入侵敌机的手段主要是地面防空部队,航空兵和军舰很难在更远的海域设置防御线,也很难有效驱逐进入偏远海域的外国船只。
最终,会议用有别于领海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作为折中,还确定了24海里毗连区的概念。
这是为保护沿海国利益而设置的特殊区域。沿海国在毗连区享有必要的管制权,并可惩戒违法者。但是,毗连区的管制范围不包括海底和领空,这与领海有明显区别。
随后,谈判又进入另一个焦点环节:领海的航行制度。
在之前的相关国际条约中,一切国家的船舶可以在“无害”情况下通过他国领海。这个问题的焦点是,军用船舶可否如民用船舶一样“无害通过”,还是必须经过沿海国批准?
海洋大国是这个制度的坚决支持者。苏联虽在国内立法规定,外国军舰通过其领海应经过批准,但在会议上却主张军舰可以“无害通过”。
中国在1958年就申明一切外国飞机和军舰未经允许不得进入中国领海、领空。从1978年的第七期会议开始,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不断联合提案,要求外国军舰在通过领海前应事先通知该国或经该国允许。
支持这个主张的国家后来有30多个,反对的有20多个。
但在谈判中,“无害通过”一直没有从草案中去除。到1982年第十一期会议,中国等近30个国家进行了最后的努力,要求沿海国可以自己制定法律、规章,管理无害通过其领海的船只。
结果,有46个国家支持这个修正案,30多个国家反对。这时已到谈判最后阶段,这一分歧差点导致《公约》流产。
按照程序,如果没能“协商一致”,则将表决。海洋大国很可能在表决中失败,然后拒绝签署整个《公约》。大会主席为避免会议分裂,一再呼吁不要进行表决,并亲自邀请中国等提案国代表与美苏代表协商。
最后的结果是:既没有规定军舰通过他国领海时必须事先通知或得到批准,也没有禁止沿海国制定法律进行管理。换句话说,各国可在这一问题上自行其是。
在以后若干年间,各国做法林林总总:有的要求事先通知,有的要求得到本国批准,有的要求载有核设施及其他有害设施的船只需经批准,有的将批准改为通知,有的对数量提出要求。但总体而言,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实现通知或经本国批准。
自由航行在1982年之后至今,一直是美国全球行动的基本主张,并成为它介入地区纠纷的方式之一。
2012年7月,美国国务卿克林顿说,南海问题涉及美国基本利益,首先就包括自由航行权。
10月,美国核动力航母“华盛顿”号抵达菲律宾访问。舰长芬顿表示,美国航母出现在亚太海域,旨在在有争议的水域确保船舰的航行自由。
同样折中模糊的还有国际海峡的通行问题---《公约》既规定海峡沿岸国拥有主权和管辖权,又规定所有船舶和飞机享有“过境通行”的权利。
200海里的两难选择
如果从打破旧的海洋秩序、保护发展中国家权利的角度来看,发展中沿海国在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等重要问题上,还是取得了重要胜利。
中国是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坚决支持者,特别是对渔业的保护。中国代表团曾主张在公约中明确规定: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有权管制外国军事活动和军事设施,从而保证其渔业和海底勘测活动的安全。
在1986年《渔业法》、1998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相关法律中,中国政府强调了捍卫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的态度,同时也表示尊重他国在自己专属经济区的权利。
“那时候,中国的渔业水平还不足以开发近海资源。”在上述法律制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陈德恭说,中国渔民从事大规模远洋捕捞是十几年之后的事。
对于专属经济区的争执在于,海洋大国认为它应该是公海的一部分,并一度希望用200海里经济区的“优先权”取代发展中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权利”。
而凌青在回忆录中谈到,会上曾有一个小的发达国家给他一份材料,详细计算了建立200海里经济区后各国的利益分配。得利最多的是美、苏、日、英等海洋大国以及海岸线长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是想提醒中国不要那样无条件而且强烈地支持200海里”。
凌青说,这份材料和会议现场的实际情况启发了他,开始重新思考“究竟应怎样才最合理”。
1976年,凌青由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升任团长。他询问了阿尔及利亚、委内瑞拉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意见,对方都表示200海里对他们不利,但为照顾发展中国家团结“不得不接受”。
这个问题也在中国代表团内部引起过讨论。“我再次上报领导,可否对200海里经济区作某些保留。但此时已是‘马后炮’”。他说,中国不可能在无条件而且明确支持十几年后突然转向,“任何领导都难做出这样的决定”。
“说到底,200海里经济区并非对海洋强国完全不利。”凌青说。比如日本,领土面积只有37万多平方公里,而专属经济区有数百万平方公里。
他认为,只强调200海里经济区具有反对超级大国霸权的一面,“同时也是各国对海洋资源占有权进行重新分配的一面。我们的认识显然不够全面”。
至少在东部海区,中国是半闭海国家,也就是地理条件半不利国家。大陆架上的资源实际上都是由大陆上的大河,如长江、黄河等冲积而成。如果没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概念,只有大陆架原则,则这部分资源必然归中国所有,“从法理上和事实上都应无可争议,而现在则必须与邻国共享,如何划分还始终是个难题。”凌青说。
“在200海里经济区问题上,有得也有失。至于得失比较究竟如何,恐怕谁也说不清楚。”凌青认为,中国在此问题上处于两难境地。如果支持,有损中国在东海、黄海的利益;如果不支持,不仅得罪不少发展中国家,也伤及不少经济利益。
谁的大陆架
与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一样,大陆架概念也得到了承认。但是,“相邻或相向国家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标准,并没有明确解决。”陈德恭说,两个国家之间距离小于400海里,就必然存在专属经济区划界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个集团:日本、印尼等23个国家共同提案采取“中间线”原则,它曾被之前的大陆架公约所采用,加上持支持态度的共有30多个国家。
中国等29个国家共同提案采取“公平原则”,认为中间线、等距线等只是划界方法,主要根据公平原则协议解决。支持这个主张的有50多个国家。
中国是大陆架延伸原则的拥护者,在大陆架问题上主张:大陆架外部范围不应界定为固定数字,而是按照地貌和地质标准确定。
当时中国代表团曾提出建议:大陆架的具体构成应更加灵活,从“大陆边包括陆架、陆坡、陆基”,改为“大陆边一般地包括陆架、陆坡、陆基”。
“这个建议得到了一些国家的好评,但没能充分讨论。”许光建回忆。
自己国家所处的自然环境造成主张对立。“中间线”集团大多是大陆架延伸不够理想的国家。
在第九期会议后期和1981年第十七会议前期,两个集团各推选10个国家就划界标准直接辩论。
“像所有联合国会议一样,辩论贯穿了整个会议。除了争取一些中立国家,谁也无法说服谁。而中立国家的态度更多取决于自己的利益关系。”陈德恭说。
大会再次陷入彻底分裂的危险之中。最终,新的折中方案提了出来:既没有直接提到中间线和等距线,也以“以便得到公平解决”替代了“公平原则”的明确说法。
不过,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内他国军事活动的规定,并未写入《公约》。
2002年,美国军用探测船“鲍迪奇”号在黄海与中国渔船相撞。当时美国国防部官员承认,“鲍迪奇”号确在中国专属经济区海域内。但是“我们有权呆在那里,他们也有权对我们进行核查!”
正是由于对领海之外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区域军事活动的分歧,中美对2000年以后发生的数起飞机、舰船冲突事件都各执一词。
对于诸多核心事务,公约的措辞繁琐而模糊,在实践中往往导致争端双方作出有利于自己的理解。“它建立了框架,但因为各种原因,对很多关键问题进行了模糊处理。”陈德恭说。
他认为,这也正是中国利用《公约》捍卫权益的机会,“要灵活地利用《公约》”。
中国并未签字接受国际海洋法庭管辖
由于在公约中严重受限,美国政府直到今天仍拒绝批准《公约》。
陈德恭回忆,1982年《公约》通过的最后时刻,美国更换了代表团团长,突然宣布对公约有重大保留意见。
美国反对的部分主要集中在深海矿产问题上,包括要求在新成立的国际海底管理局拥有否决权。与此同时,美国还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等谋求另外订立条约,作为抗衡。
2012年春天,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开始了新一轮推动《公约》获美国参议院批准的努力。这项表决可能在2013年进行。
在美国国内,对《公约》的态度也有分歧。比如对于美国海军在亚太地区收集情报问题,有人认为《公约》并没有赋予美国这种权利,加入会受限;而帕内塔认为,加入《公约》才可以确保美国在这些海域航行自由和使用领空权。
享有权利而不受约束---这样的期待让一些国家对《公约》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而《公约》出于妥协需要的模糊表述又似乎提供了弹性空间。
根据《公约》设立了国际海洋法法庭等机构处理争端,此外,还可以通过国际法庭、仲裁程序强制解决争端。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一贯作风。在中国外交语境中,任何国家之间的争端应当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平等基础上协商解决,而不是由第三方机构和国家介入或裁决。
早在1972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时,中国就没有声明承认国际法院的管辖为“当然而具有强制性”。
1976年,中国代表在第五期会议上发言指出:发生在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争端属于沿海国主权和专属管辖权的范围之内,应该按照沿海国的法律和规定处理,不应适用于公约的解决争端机制。
最后,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再次折中,将上述解决争端部分作为一个选择性议定书,由各国自愿签署。中国并未签署这些文件。
“有些南海周边国家动不动就说拉我们去国际海洋法庭,毫无意义。我们当年就没有答应受其管辖。”陈德恭说。
1982年12月10日,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闭幕。在最后的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韩叙再次声明:“关于大陆架的定义以及相向和相邻国家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原则,公约有关条款的规定也是有缺陷的。中国代表团对此曾经表明过自己的原则立场。”
对于海洋领域而言,“走出去”的势头愈加明显,而《公约》看起来“对我们的限制越来越多”。比如,中国近海渔业资源空间越来越小,与其他国家协议进行远洋捕捞在所难免。
不过,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和《公约》毕竟部分地改变了大航海时代以来的海权理论。它期望在和平框架内通过协商、裁决,而不是通过造舰竞赛和海战来解决海洋争端。
正如凌青所说,二战前大国用战争瓜分了陆地资源,而这次对海洋资源的划分“竟然没有通过战争,却通过谈判方式取得共识,基本达成协议”。
同时,传统海权理论中并不存在的环境保护等都成为共识,这也是《公约》至今正面效应最为明显的部分。
“从这次会议和海洋法公约达成的实际情况来看,解决海洋纠纷的根本力量还是一个国家的实力。”陈德恭说。
《公约》是妥协折中的产物,因此很难对复杂的海权纠纷作出明确彻底的解决,当事国家的实力对比和利弊权衡,才是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决定性因素。

联合国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 联合国创建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凯歌声中。1942年1月1日,正在对德、意、日法西斯作战的中、美、英、苏等26国代表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国宣言》。1945年4月25日,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6月26日,50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后又有波兰补签。同年10月24日,中、法、苏、英、美和其他多数签字国递交了批准书后,宪章开始生效,联合国 (United Nations) 正式成立。1947年,联合国大会决定,10月24日为联合国日。
1946年1月10日至2月14日,第一届联合国大会第一阶段会议在伦敦举行的情景。51个创始会员国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联合国组织系统正式开始运作。
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各国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并且促进对于全体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联合国设有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6个主要机构。联合国大会由全体会员国组成,每年举行一届常会。新一届常会每年9月开幕,通常持续到12月中下旬。大会可在会议期间决定暂时休会,并可在以后复会,但必须在下届常会开幕前闭幕。根据《宪章》规定,大会有权讨论《宪章》范围内的任何问题或事项,并向会员国和安理会提出建议。
安理会由中、法、俄、英、美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按地区分配原则选出的非常任理事国组成。《宪章》规定,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方面负有主要责任。秘书处由秘书长和联合国工作人员组成,其职责是为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服务,并负责执行这些机构所制定的方案和政策。秘书长是联合国的最高行政首长,现任秘书长为加纳人科菲·安南。此外,联合国根据需要还设立了数目繁多的各种理事会、委员会或其他机构。联合国总部设在美国纽约。
几十年来,联合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在曲折的道路上成长壮大,为人类的和平与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它在实现全球非殖民化、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截止2005年9月,联合国的会员国由创建时的51个增加到191个,已成为当代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最具普遍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据联合国公布的材料,1948年以来,安理会共授权进行了60余项维和行动。另外,联合国还先后组织制定了从不扩散核武器到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等数百个国际条约。
中国在1945年派代表团出席了旧金山会议,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董必武参加了代表团,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XXVI)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它的政府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联合国歌:美国诗人罗梅作词,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作曲。歌词如下:
“太阳与星辰罗列天空,
大地涌起雄壮歌声。
人类同歌唱崇高希望,
赞美新世界的诞生。
联合国家团结向前,
义旗招展,为胜利自由新世界携手并肩……”
联合国会员国:凡要求加入联合国的国家必须提交一份申请书,声明接受宪章所载义务,由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2/3多数会员国通过,即被接纳为会员国。安理会对联合国某一会员国采取防止行动或强制行动时,联合国大会可根据安理会的建议中止该国行使会员国的权利和特权。安理会可以恢复这些权利和特权的行使。对一再违背宪章原则的会员国,大会可根据安理会的建议将其开除出联合国。联合国会员国在联合国所在地设有常驻代表团,观察员在联合国设有常驻观察员办事处。截止到2002年9月27日,有会员国191个。其中亚洲39个,非洲53个,东欧及独联体国家27个,西欧23个,拉丁美洲33个,北美、大洋洲16个。另外,有2个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国:梵蒂冈、巴勒斯坦(地位高于梵蒂冈)。
总部: 联合国总部设在美国纽约,在瑞士日内瓦设有联合国欧洲办事处。2003年9月1日,包括联合国秘书处大院及附近的其它联合国机构办公大楼在内的纽约联合国总部实行全面禁烟措施。
徽记和旗帜: 联合国的正式徽记是一个从北极看上去的世界图,周围用一个橄榄枝圆环围绕着的图案。联合国旗帜的底色为浅蓝色,正中的图案是一个白色的联合国徽记。
主要出版物:《联合国记事》(u.n. chronicle) 季刊,用中、英、法、西、俄和阿拉伯六种文字发行;《联合国年鉴》(year book of the united nations) 。
组织机构:联合国设有六个主要机构: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此外还设有许多专门的委员会和同这些委员会有关的机构

联合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干什么的?..: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的五位创始成员国,是二战期间反法西斯同盟国中的五大国。
  《联合国宪章》第23条第1款中明文规定:“中华民国、法兰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及美利坚合众国应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1971年,中华民国的席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代替。1991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席次为俄罗斯联邦所代替。

  [编辑本段]法律规定
  《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三条
  一、安全理事会以联合国十五会员国组织之。中华民国、法兰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及美利坚合众国应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大会应选举联合国其他十会员国为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时首宜充分斟酌联合国各会员国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及本组织其余备宗旨上之贡献,并宜充分斟酌地域上之公匀分配。
  二、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定为二年。安全理事会理事国自十一国增至十五国后第一次选举非任理事国时,所增四国中两国之任期应为一年。任满之理事国不得即行连选。
  三、安全理事会每一理事国应有代表一人。
  《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七条
  一、安全理事会每一理事国应有一个投票权。
  二、安全理事会关于程序事项之决议,应以九理事国之可决票表决之。
  三、安全理事会对于其他一切事项之决议,应以九理事国之可决票包括全体常任理事国之同意票表决之;但对于第六章及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内备事项之决议,争端当事国不得投票。
  安全理事会以联合国十五个会员国组成。

  五大常任理事国正式确立
  1944年8月21日至10月7日,美、英、苏、中各国的代表在华盛顿附近的一座古老庄园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会议规划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轮廓,解决了联合国建立的主要问题。 会议在讨论安理会的组成时,美国最初的方案是由4个常任理事国和7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后来又提出吸收法国作第五个常任理事国,接着又补充说,晚些时候还可能建议增加一个拉美国家为第六个常任理事国。经苏联代表询问,美国代表说,拉美代表是巴西。美国坚持认为,巴西的人口、面积和资源使它有充分的理由加入常任理事国。此外,巴西在二战中为反法西斯盟国的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苏联代表葛罗米柯说,苏方认为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暂时限定为四大国,以后法国加入后限定为五大国。英国代表也表示,希望理事会还是不要有第六个常任席位,并补充说,只要一突破增加法国作为第五个常任理事国这个框框,理事会就会受到强大压力,就会有提出进一步增加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要求。后来,美国代表又提出,应该将以后如何增加常任理事国的条款列入基本文件,但英国和苏联代表对此均持否定态度。最后三方一致同意,除法国之外不再增加常任理事国。
  在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与会各国作出在旧金山召开制宪会议的决定时,建议中国和法国同苏美英一起,共同作为旧金山会议的发起国(当时法国已成立临时政府)。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法国同意参加会议,但决定不担任发起国,因为法国认为它没有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雅尔塔会议的协商,不能要求其他国家在没有自己参与制定的宪章上签字。
  1945年6月26日,旧金山制宪会议圆满结束,《联合国宪章》正式签署。宪章第23条明确规定: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为:美、俄、中、英、法。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从此被正式确立。
  宪章同时也规定了“大国一致”原则:即安理会就非程序问题投票表决时,只要一个大国不同意,决议就不能通过。这被称为“否决权”,对于保持大国一致行动,集中力量反对地区危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体现了人类千百年来希望建立一种国际安全机制,以消除发生世界大战的危险,维护世界和平的意愿。冷战开始后,美苏在全球各地角逐,为了破坏对方的行动计划,两国频繁动用否决权而使“大国一致”原则失去了本来的意义。随着冷战的结束,“大国一致”原则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越来越显示出其有效性。它对于防范地区冲突,遏制某些大国谋求地区霸权发挥了积极作用。直到今天,它仍是《联合国宪章》中稳定和行之有效的原则。
  常任理事国机制发挥巨大作用
  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种机制在维护世界和平、解决地区冲突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截止到2002年,安理会总共批准执行了约55项维持和平行动,有力阻止和减缓了地区冲突的发展和扩大。这一机制在经历了冷战后愈发显示出其生命力。
  随着联合国会员国的增加和世界各地区安全形势的日益复杂,联合国也面临着新的改革。但联合国的改革,尤其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2003年11月7日,前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演说中说,改革不是为了剥夺目前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权力,而是为了使安理会通过的决议更具广泛的代表性和合法性,更容易为全世界所接受。言外之意是,维护目前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机制的稳定性应是首先要考虑的。舆论也普遍认为,对于常任理事国的改革应当慎重,充分发挥现在常任理事国机制才是联合国改革的正确方向之一。

“联合国是1945年成立的,它在世界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英语在线翻译句子,急求: UN was establish in 1945 ,it exercise initiative the inportant useness in the world.

联合国的作用和改革: 联合国改革涉及的面很广,有联合国行政领域的改革,如秘书处的改革,有政治领域和结构性的改革,如安全理事会(简称“安理会,' )的改革、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简称“经社理事会,' )的改革、《 宪章》的修改、财政制度的改革等。自安南秘书长1997 年提出了名为《 革新联合国》 的一揽子改革计划以来,迄今行政领域的改革进展顺利,已经得到落实的有设立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成立高级领导小组、削减预算、裁减人员、合并职能重叠的机构、减少行政支出、减少和缩短秘书处文件等。但政治领域和结构性的改革,尤其是其核心部门― 安理会的改革依然步履艰难。
安理会是联合国六个主要机构之一,① 规模最小,但权力最大。按照《 宪章》 第24 条规定,全体会员国‘将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授予安理会”, 并且只有它作出的决议具有强制性,联合国全体会员国都有义务接受并执行,其他五个机构的决议均是建议性的,无约束力。在安理会内占有常任理事国席位,表明这个国家有能力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担负主要责任,发挥重大作用,对国际事务较之其他会员国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因此,安理会的改革,特别是增加常任理事国,不是简单的数量变化,而是权力结构的变化。实质上是一种权力的再分配,整个改革的过程是一场争夺大国地位的斗争。安南秘书长清楚地知道这是联合国改革中最棘手的问题。因此,他在1997 年的一揽子改革方案中干脆避而不提安理会改革问题。

1945 年联合国成立时,安理会由11 个成员组成,( 5 个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和6 个无否决权的非常任理事国),占当时会员国总数(51 个)的20 % ,为适应大批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加入联合国的新形势,经过多年酝酿,于1 965 年将非常任理事国从6 个增加到10 个,常任理事国保持原来的5 个不变,这样安理会成员总数为15 个,一直保持到现在。但是,现在联合国的会员国已增加到了188 个,15 个安理会成员就变成只占会员国总数的7 . 9 % ,显然已不能反映发展壮大后的联合国的现实,说明安理会的代表性已大大下降,必须予以扩大,这是没有争议的。
从1992 年开始,联合国正式酝酿安理会改革,1 993 年根据联大有关决议成立改革小组,广泛听取各国意见和建议。从那以后,每年的联大都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激烈辩论。几年来,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安理会扩大的原则和担任常任理事国的条件两大问题上。广大发展中国家主张安理会的扩大必须遵循两项原则:一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反对只接纳一、二个经济发达的大国作为常任理事国,而把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指出决不能把安理会变成“富国俱乐部,' ;二是接纳新成员要按地域均衡分配。不结盟运动外长于1994 年10 月在纽约开会,在声明中强调了这两项原则。目前安理会内席位分配对欧洲、西方国家有利,它们占有4 个常任理事国席位和至少3 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显然是不合理的。但西方发达国家多年来一直反对这两项原则。直到1997 年夏天,美国才突然一反常态,改变了以往只同意吸收德、日两国担任新常任理事国的立场,宣布它还将同意支持三个发展中国家占有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亚非拉三个地区各占一席),至于哪些发展中国家可作为候选国,美国说让它们自己去争。观察家们对美国这一转变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是美国为了换取发展中国家对美国削减会费要求的支持;另一种解释是美国明知要从发展中家国家中产生三个常任理事国的候选国决非易事,但这一态度既可赢得发展中国家的好感,又可以使安理会扩大问题继续拖延下去,因为它内心深处也并不真正愿意德、日两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①
另一个问题是挑选常任理事国的条件和标准。虽然大家都认为《 宪章》 第23 条第1 款中的有关规定仍然有效,与哥际上分歧很大。发达国家强调能否对维护国际和平、安全以及贡献,地理分配并非是要考虑的惟一标准;而发展中国家则认为不应过分强调经济和军事实力。那些想争当常任理事国的国家都尽量提出有利于自己的条件和标准,例如,日本强调“担任常任理事国应首先考虑该国在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是否具有全球性的分量”,一再声称它“不能只是给联合国支付大笔会费,而在安理会内没有发言权。”近年来,日本还威胁说,如果再不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它将削减所缴的会费。印度和尼日利亚则强调人口资源和未来经济潜力的重要性。
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同意接纳三个发展中国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后,分歧又转到安理会扩大的规模和时间等问题上。
关于安理会扩大的方案主要有以下几种:
1 一24 国方案”。这个方案是由前任联合国大会主席、马来西亚资深外交官拉扎利提出的,故称“拉扎利方案”。其主要内容是:将安理会成员国由目前的15 个增加到24 个,其中常任理事国增加5 个,非常任理事国增加4 个。新常任理事国从经济发达国家挑选2 个,即德国和日本,其余3 个分别由亚非拉三个地区推选产生,但三个由发展中国家产生的新常任理事国不一定享有否决权。新增加的4 个非常任理事国由亚非拉和中东欧地区各推选一个。许多国家认为这个方案不可行,特别是对新增加的常任理事国分等级的做法有不同意见。
2 一25 国方案”。这一方案主要由中东欧国家提出,即将安理会成员国增加到25 个,其中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各增加5 个,在5 个新常任理事国中2 个由发达国家担任,另外3 个分别由亚非拉三大洲各出一个。他们强调,在5 个非常任理事国中必须有一个席位给中东欧地区。
3 一26 国方案”。这个方案是由埃及代表不结盟运动提出的,主张非洲至少要占有两个常任理事国席位,由非洲国家轮流担任,同时要求新增加的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必须与现有的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享有同等权利,即拥有否决权。这一方案得到广大非洲国家以及非洲统一组织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赞同和支持。

4 . , ' 20 一21 国方案”。这个方案是由美国等国家提出并得到英国等欧盟许多国家和北欧国家的同意。其主要内容是将安理会成员国增加到20 个或21 个。所增国家均为常任理事国,但不一定享有否决权,否决权问题留待以后再讨论解决。在新增加的5 个常任理事国中有两个必须来自经济发达国家,即日本和德国,其余3 个可由亚非拉三个地区自行推选。若非洲地区还要求增加一个,也可同意,但总数不得超过21 个。按这个方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担任非常任理事国的机会并未增加,因此也颇有异议。上述诸方案反映了各会员国或地区集团各自不同的利益考虑,因而,在讨论和磋商中各自坚持己见,针锋相对,迄今未能就其中任何一个方案达成妥协或一致。因此,不结盟运动又提出了一个方案,即如会员国不能就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达成一致,可暂时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先完成增加非常任理事国。这一方案得到意大利、巴基斯坦、墨西哥等国的支持,但遭到急于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德国和日本以及支持它们的美国等国的反对。
五大国对安理会扩大问题的态度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要保持自己在安理会的地位不变并主张新增常任理事国不一定享有否决权。美国一方面希望德国和日本尽早成为常任理事国,既可增强西方发达国家在安理会内的实力,又可减轻它在联合国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又担心发展中国家增加在安理会中的影响力,也担心德、日将来利用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不买它的账,这就是美国方案中提出新增常任理事国“不一定享有否决权”的根本原因。英、法两国虽然公开支持德国成为常任理事国,但内心也并不很愿意,因为德国一旦成为常任理事国,必然削弱它们两国在安理会和整个联合国内的影响力。俄罗斯尽管口头分别答应支持德、日成为常任理事国,但是它的总理、外长和驻联合国大使在联合国内却多次表示俄罗斯原则上反对扩大安理会。中国认为,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联合国本身的发展,支持联合国改革和安理会扩大,但强调必须在充分协商和得到广泛同意的基础上进行,并应遵循地域均衡分配原则,反对仓促行事。对于那些《宪章》 中被确定为”敌国”的国家,除应遵循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外,还应看它们对发动二次大战的侵略行为认罪的态度。若这类国家迄今拒绝承认它们的罪行,一旦成为常任理事国,将对未来国际秩序以及和平与安全带来严重后患。
日、德两国早在1994 年就申请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按它们的经济实力,担任常任理事国是没有疑问的。但安理会不是一个经济发展机构,它肩负着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任,因此,对常任理事国应主要看其能否担任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责任。20 世纪,日、德两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灾难。虽然它们早已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但它们在21 世纪的政治发展方向尚难确定。日本迄今依然拒绝承认侵略罪行,而且近年来民族主义和右翼势力不断上升,并大肆扩张军事实力,不能不使东亚国家特别是那些饱受日本侵略的国家深为担忧,因而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持反对或保留态度是理所当然的。德国虽然对二战认罪较彻底,但它毕竟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策动者,特别是这次施罗德领导的德国又积极参与北约对南斯拉夫的侵略性轰炸,这是二战结束以来德国第一次出兵到国外参战,已引起西欧其他一些国家的担忧,连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对德国参与北约空袭南斯拉夫也提出了批评。因此,曾在二战中是德国的盟国― 意大利带头反对和设法阻止德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它先是提出反对增加常任理事国,接着又提出以欧盟名义担任常任理事国,1998 年联大期间它又策动28 个中小国家提出了一个共同提案,规定任何有关安理会扩大的措施必须获得联合国2 / 3 会员国的通过方可实施,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该提案已于1999 年1 月23 日在第53 届联大获得通过,成为一项正式决议。迄今还没有一种方案能被2 / 3 的会员国所接受。
在安理会改革的时间问题上也存在尖锐分歧。美国认为应该尽快作出决定,不能无休止地争论和拖延下去。德国也要求尽快通过决议,主张通过大会投票,以出席国和投票国的简单多数通过决议,尽快确定安理会改革的“框架方案”。德国的这一主张得到美国和巴西的支持,但遭到中国、俄罗斯、印尼、马来西亚、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反对。他们认为,安理会改革涉及各国重大利益,不能急于求成,必须由全体会员国进行充分和广泛的讨论,并尽可能争取协商一致。
基于上述情况,安理会改革在20 世纪乃至21 世纪初不太可能有重大突破,但终究不能拖得太久,在21 世纪第一个10 年内可望获得解决,因为到那时各国特别是大国在新世纪上半叶内的地位和发展趋势可望大致明朗,大国之间力量对比及其相互关系的发展趋势也更加清楚了。
联合国在改革进程中进入21 世纪。在新世纪内,联合国将变成什么样子,向什么方向发展,这是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普遍关心的大问题。
联合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对联合国的态度,特别是美国作为惟一超级大国对联合国的态度。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对联合国的态度一度十分积极。克林顿上台后,还曾经提出要把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美国部队交给联合国统一指挥。那是因为当时美国认为,美国作为冷战后惟一超级大国,在联合国内已没有一个像过去苏联那样能够与它抗衡的力量,可以较为自由地利用联合国为它的战略利益服务。但是,自从美国策动的联合国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遭到失败后,美国就开始改变对联合国的态度。它不仅不再积极策动或支持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而且从1 995 年起在未经联合国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决定将美国应承担的联合国维和费用份额从31 . 7 %削减到25 % ,还要求把它承担的联合国经常费用份额减到20 %以下,并且故意扣缴会费,致使联合国连年处于极端困难状况,维和行动和促进发展的项目不得不一减再减。自1998 年初美国企图再次利用联合国对伊拉克动武遭到失败后,美国对联合国的态度更加消极。美国《 基督教科学篇言报》 1998 年7 月间的一篇文章明确说:“美国的基本观点是联合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它现在宁可把资源用于北约和世界贸易组织上。”果然,1998 年10 月间,美国利用北约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擅自作出对南斯拉夫进行空中打击的决定,并于1 999 年3 月24 日开始将这一决定付诸实施,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狂轰滥炸。美国还提出了21 世纪北约使命“全球化”的战略新概念,将该地区组织的战略从“集体自卫”转变成“保卫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其军事行动可超出北约成员国的防区,对付来自任何地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恐怖活动、民族和地区冲突等一切被认为可能危及北约安全的威胁,而且北约的军事行动无须取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科索沃是被当做这个新战略的试验场。毫无疑问,美国策划的北约“全球化”新战略和北约对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严重削弱了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
因此,近来国内外都有一些人提出联合国会不会重蹈国联的覆辙?我认为,虽然在新世纪内联合国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但在可预见的将来它是不会消亡的。这是因为世界需要联合国:第一,美国还需要联合国。今天美国对联合国的政策是实用主义的,能利用时还是要尽量利用,因为那样可为它的霸权行径披上合法的外衣,而且正如克林顿所说,联合国“能使我们(美国)以较少的钱做较多的事。”一旦美国的计划和主张在联合国内受阻,它就撇开联合国,利用北约或纠集部分盟国来实现它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对于那些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不太密切的地区和冲突的维和行动,美国并不愿直接插手,仍将让联合国去办。克林顿在1999 年联大的讲话中说:“我们不能做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件事情。”第二,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联合国。联合国是当今世界上惟一代表性最广泛、最有权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宪章》 已被公认为现代国际法的基础和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因此,联合国是发展中国家维护独立、主权和国家权益的惟一可依靠的国际组织。第三,欧洲国家从这次科索沃战争中得到了教训。为了防止美国主宰一切国际事务,法、德等国代表在1999 年联大发言中强调,今后处理类似科索沃的问题仍应在联合国范围内解决,发挥联合国的作用。第四,联合国与国联不同。当年国联的宗旨和任务只是维护和平,而联合国有三项任务,除维护和平与安全外,还有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其基本自由之尊重”的任务。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南北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联合国对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五,人类正面临着大量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非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解决,必须依靠国际社会的合作和共同努力,至少从目前来看,这个使命只能由联合国来承担。
因此,真正威胁联合国命运的不是存亡问题,而是在21 世纪内联合国将长期面临着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的问题。1999 年4 月25 日北约华盛顿首脑会议通过的战略新概念以及北约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对非北约成员的主权国家南斯拉夫进行军事干预表明,二次大战结束后建立的由以美、中、苏(俄)、英、法5 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核心的联合国主导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务的国际格局和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现在实际上存在两种对立的新秩序观,一种是以美国为主导的或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新秩序观,在这种所谓的新秩序下强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行西方价值观,使之一统天下。另一种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公正、合理的新秩序观。当前在联合国范围内,以下几个问题是斗争的焦点:
1 .维护和平与安全是否仍然是像《 联合国宪章》 所规定的那样由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担负首要责任,还是像克林顿在1999 年联大发言中所说:“联合国不是维持和平的惟一途径”?
2 .北约之类的地区组织与联合国之间是继续遵守《 联合国宪章》 中规定的那种从属关系,即‘如无安全理事会之授权,不得依区域办法或由区域机关采取任何行动”,还是像北约在科索沃所做的那样可以擅自行动或者将八国集团之类的组织置于安理会之上?
3 .国家在联合国中的地位遇到挑战。由于非国家行为体(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迅速上升,国家不再是国际事务中惟一的行为主体。
4 .人权是继续像《 联合国宪章》 所规定的三项任务之一,还是像安南秘书长所说的是联合国的首要任务:人权高于主权以及关于人道主义干预之争将长期在联合国内外展开激烈的争论。
5 .由于科索沃战争以及印巴相继进行核试验和美国决定研制和部署国家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一场新的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备竞赛,实际上已经开始,使国际裁军和联合国裁军机制面临严峻挑战和考验。6 .经济全球化导致南北差距扩大,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联合国如何引导全球化向正确方向发展?联合国在促进发展、帮助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上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
各国主要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学者们正在为联合国的未来设计一幅新的蓝图。由于涉及各国的权益,他们的一系列设想很难一下子就变成现实,特别是很难导致彻底改变现行《 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结构。但是,他们将利用自己政治、经济、军事和舆论的优势,逐步把他们的主张引入联合国,使其一步一步地朝着符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的方向演进,正像冷战结束以来他们已逐步把监督一国选举、监测国家内部人权状况、干预内部冲突和设立处理内战责任的战争罪犯法庭、建立国际刑事犯罪法院等引入联合国所做的那样。从目前的趋势看,联合国未来的发展将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联合国将继续由大国占主导地位,并在相当程度上继续是实现大国利益的工具,同时也将继续是协调国际关系的中心。但是,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内的大国关系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苏联解体和两极格局的终结,联合国内各种力量之间失去平衡,发展中国家在分化重组,不结盟运动作用明显下降,两极格局时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主导已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为主导所代替。虽然未来的世界将是一超(美国)、多强(中国、俄罗斯、欧盟和日本,也许还有印度)的格局,但因俄罗斯要重新崛起至少还需要10 一15 年时间,未来的发展方向还是一个不确定的未知数;中国仍将在很长时间内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虽然仍然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主要力量,但已远不如20 世纪70 年代至80 年代中期的状况,因此,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联合国事务基本上将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所左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将严重影响联合国的活动,甚至还有呈上升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联合国的作用和权威已经并在今后一个相当长时间内可能被削弱。联合国在冷战结束前后二、三年内曾经有过的辉煌时期将不再出现。
(二)按照现行《 宪章》 ,联合国的中心任务仍将继续是维护和平与安全,但有两个方面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安全概念的变化。一是把国内问题纳入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范畴。按照联合国创始人的思想和《宪章》 的精神,联合国处理的是国家间或地区和全球性冲突所造成的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但是,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极力鼓吹一个国家的内部冲突“理所当然地涉及国际安全的问题”,叻干预主权国家内部事务制造理论依据。尽管近几年联合国干预内部冲突一再遭到挫折和失败,也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批评和反对,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然执意要推行它们的主张,并一步步地逼迫联合国朝这个方向走,一旦遇到中国和俄罗斯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反对时,它们就干脆避开联合国,擅自进行干预,就像它们在科索沃所做的那样。二是扩大安全概念的内涵。在由瑞典前首相卡尔松和英联邦前秘书长兰法尔领导的‘全球治理委员会”于1995 年初,递交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一份关于联合国未来作用及其改革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三种安全概念,即集体安全、普遍安全和人民安全,把国际的、国内的和个人的安全统统纳入联合国的治理范围,实质也是在干涉各国国内事务,并对这三种不同的安全概念提出了三个不同的处理方式。集体安全建立在军事力量的基础上,采用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强制性手段;普遍安全则通过相互合作建立信任措施、增加军事透明度、逐步裁减军备和军队数量、把军事工业转为民用生产和非军事化等方式来实现;人民安全是指由于饥饿、疾病、(政治)压制和违反人权等所造成的对个人安全的威胁,主张在联合国内设立人民请愿委员会,审理任何个人的申诉。② 近来,西方又在鼓吹建立所谓国际人权法庭,专门审判各国侵犯人权特别是种族清洗的主谋者。其次是安理会职能的扩大。近几年已经出现了这个趋势,如频繁使用强制性措施,加强预防性外交,将维和行动扩大到监督国家选举、建立“禁飞区”和“安全区”,实施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介入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等,并将防止核扩散、反对恐怖主义和划定国际边界等问题也拿到安理会讨论决定。西方国家还力图把人权纳入安理会的议程,虽然遭到中国等国家的反对,但它们至今仍未死心。
(三)发展问题将更加受到会员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重视。这是联合国在迎接21 世纪挑战中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早在1991 年,联合国前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他离任前的最后一个《 联合国工作报告》 中指出,对待发展问题“需要像处理政治危机一样急如星火予以解决。”③ 1994 年9 月,加利秘书长向第49 届联大递交的《 联合国工作报告》 中也强调:“随着联合国准备步入它的第二个50 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将是它的首要任务。”① 他还提出了一个《 发展纲领》 ,获得联合国大会通过。安南秘书长在1997 年的改革方案中再次强调,今后要把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性发展作为联合国的“中心优先任务”,也提出了若干具体措施。而后,安南秘书长在1998 年9 月向第53 届联大递交的((联合国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说:“在一个1 / 5 的人口仍然靠一天1 美元的菲薄收入维持生计、1 / 3 的非洲人的预期寿命不超过40 岁、发展中国家中近40 %的妇女是文盲、超过半数的南亚儿童在5 岁时体重低于平均标准的世界里”,发展问题的重要性仍然位居首位。② 从最近的趋势来看,联合国维持和平的重要性在下降,但联合国在发展中的作用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一些全球性问题,如环境问题、跨国犯罪问题、恐怖主义问题、贩卖毒品、人口问题、老龄化问题、妇女问题,等等,将受到更多的重视。
但是,要真正发挥联合国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必须解决三个关键问题:
( l )改革现在的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提高它的权威性。目前的经社理事会通常由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参赞或公使级官员参加,有时由大使参加,从来没有部长级官员参加。因此,经社理事会通过的决议缺乏应有的权威性。更主要的是,按现行《宪章》 ,经社理事会的决议对会员国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即使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发展纲领》 以及许多有关决议,真正得到实施和贯彻的寥寥无几。其原因是经社理事会没有安全理事会那样的权力。因此,这些年来,一些国际组织和专家团体纷纷建议成立“经济安全理事会”或“经济理事会”。前者是由“全球治理委员会”提出的,主张“经济安全理事会应成为联合国大家庭中的一个单独实体,结构像安理会,并独立于安理会。”它的任务是:“不断评估世界经济的全面态势和重大政策领域的相互影响;提供一个长期战略政策框架,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平衡和持续发展;使主要国际组织间,特别是布雷顿森林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间保持一致;给予政治领导,并促进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认识。”③ 后者是受加利秘书长委托并由美国福特基金会主持的联合国未来独立研究专家组提出的,他们建议将现在的经社理事会分成“经济理事会”和“社会理事会”两个机构。经济理事会将统一协调联合国所有负责处理经济问题的专门机构、国际机构、开发计划署和办事处的工作,促进各会员国的财政、金融和贸易政策的和谐发展,鼓励在技术转让、资源开发、债务处理、商品市场作用等方面开展国际合作。该理事会可由23 个成员组成,按轮流担任的原则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但要考虑到地区的代表性、人口以及各种不同规模的国家经济之间的平衡。④ 按上述两种方案,联合国在发展中的地位将有所加强,但因涉及修改《 联合国宪章》 ,一时难以解决,而且其中任何一个方案都没有规定“经济安全理事会”或“经济理事会”的决议和决定具有约束力。因此,比较现实的改革建议是提高现有经社理事会会议参加者的级别,扩大它的权力。例如,经社理事会的例会应至少由大使级官员参加,每年召开一至两次经济部长级的会议,而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决议或决定应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各会员国均应遵守和执行。
( 2 )由联合国主导制定新的国际经济规则。现行的国际经济和贸易规则都是由西方国家为主制定的,基本上代表了它们的利益,较少考虑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正如安南秘书长所强调的那样,“只有像联合国这样的全球性组织才有制定要想使所有人受惠于全球化所必须的原则、标准和规则的能力和合法性。”⑤
( 3 )调整联合国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三个世界性经济、金融组织的关系。

联合国为什么要设在美国?: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苏、英、美发表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声明有必要建立一个不分大小和一切爱好和平国家参加的、以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为基础的普遍的国际组织,以维持国际的和平安全。这个宣言发表后,受到各国的次迎。经过广泛的磋商,于1945年4月~ 6月在旧金山召开了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各国代表讨论并签定了联合国宪章。10月24日起草的宪章开始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随后由美国国会邀请,将联合国总部设在纽约长岛成功湖。后来美国财阀约翰·洛克菲勒用850万美元买了现在联合国总部这块矩形的土地,捐赠给联合国。美国政府贷款6500万美元,在7.3公顷的这块土地上,修建了联合国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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